曾任新华社记者袁莉，留学归国后多次诋毁我国，如今遭遇悲惨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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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场白·】——

到2023年8月末，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结束访华，返回上海时，选择搭乘了京沪高铁前往上海。

这四个半小时的行程，在《纽约时报》的报道里显得有点紧凑——文章里还列了一段中美铁路的真实对比数据：两边距离一样，在美国需要跑完的话，时间得花上18到24小时。

几天过去，这段关于中美铁路的客观对比竟然被悄悄删掉了，好像中国高铁的速度优势在美国媒体眼里变成了“禁忌品”。

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正好反映出《纽约时报》对华报道的一个缩影，而在这家媒体里，有个华裔记者的遭遇更展现出一种令人惋惜的悲剧。

袁立最近一次引起公众注意，是因为在香港某英文论坛上传出找工作失败的消息。据业内人士透露，这位以前的“反华撰稿人”在过去半年里向十几个媒体投稿都没获得采纳，连曾经合作紧密的机构也不例外。

这番职业上的难题和她十年前的辉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回想袁莉的人生发展，九十年代末从北大新闻系毕业那会儿，她算是同期中挺突出的。

那时候的袁莉逐渐接受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方式，把导师的一面之词当成了标准，慢慢地养成了用批判的角度看待中国发展的思考习惯。

袁莉的职业旅程可以说是从光辉起点开始的，这个来自宁夏的记者，曾在新华社北京总社、曼谷和喀布尔的分社工作，身份是驻外记者，足迹遍布亚欧大陆各地。

袁莉在新华社工作时，写的《山区教师的灯》等报道，表现出很强的新闻触感和人情味，也正因为这份踏实的专业本领，让她有幸获得了公派留学的难得机会。

2002年去美国留学之后，她陆续拿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硕士和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国际关系硕士学位，这段由国家资助的学习经历，本该让她成为中外交流的纽带。

不过，就是这段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时光，成了她价值观转变的起点。

2004年，袁莉开始在《华尔街日报》工作，到了2008年，她回到国内担任该报中文网的主编，直到2018年5月，才加入《纽约时报》成为一名记者。

身份一变，立场也跟着大转弯，曾经的国家通讯社记者如今以“自由”为理由，系统性地拆解起自己的祖国。

她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等媒体上发表的一系列报道，表现出有意迎合西方读者喜好的趋势。

关于中国高铁的报道，把技术事故往政治方向扯，疫情防控的评论把必要措施说得像在污名化，教育改革的解读更是夹杂着满满的偏见和意识形态倾向。

2022年1月，袁莉在《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数百万人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中国“零疫情”政策》的文章，把所谓的“动态清零”误解为“零感染”，还把基层防疫人员比作纳粹分子——引用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理论，把中国民众为了抗疫的努力抹黑成“没有思想、没有责任感的犯罪行为”。

这种恶意的比喻引起了公众的热议，有人追问：“当84万美国人在新冠中丧生时，她有没有替美国的民众发声讲讲道理？”

她的笔触可不只局限于抗疫，到了2021年有关中国教育改革的文章里，她竟把“雙减”政策歪曲成“消灭英语、消灭个性”，还断言“英语对中国的推动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声称中国的现代化成就完全是“美国与西方启蒙的结果”。

这种说法完全否认了中国人自己发展起来的能力，变成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代言人。

让人觉得挺搞笑的是，她对高铁的报道。在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之后，她写了篇《中国高铁：速度与死亡的狂欢》，把技术出了问题的着事故变成了“体制性腐败的恶果”，可是却对中国在事故之后修订了三十多项安全标准这回事毫无提及。

十年过去了，当《纽约时报》的记者储百亮亲身坐上京张高铁时，得得承认“咱们国家高铁技术在全球可是领先的”，冬奥会上的列车时速达到350公里，但跑得特别平稳，硬币还能竖着放着不倒。可袁莉的说法和实际情况之间，差距变得越来越大了。

西方媒体更想要的是那些“敢说中国不好”的尖锐声音，而不是一个客观中立的观察者。随着袁莉的报道逐渐偏离事实，她的“价值”也慢慢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2022年以后，她试图向香港的英文媒体投稿，比如《香港“国安法”：自由在消失？》这类文章，但多次被退稿。编辑直接指出“说法与事实不符”和“缺乏数据支持”。

她投了十二篇文章，结果全都没有被採用，曾经的新华社“台柱子”彻底变成了媒体圈的边缘人物，那些没有事实依据、偏颇的报道也再难得到市场的认可。

香港媒体的编辑直言不讳地指出她被退稿的原因：缺少实地调查、数据支撑和多方面的资料来源，这也恰巧印证了新闻行业的铁律——没有扎实事实的观点，最终就像是沙上建塔。

新闻的核心职责在于追求真实和脚踏实地，不仅要看到成就，也要面对难题，但这一切都得建立在扎实的事实和数据基础之上。

她把西方媒体喜欢选题的习惯误当成新闻的普遍规律，把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框架当作普世的标准，结果这种认知上的偏差，提前让她的职业生涯走向了衰退。

更让人惋惜的是，当她想重新走回正规新闻这条路时，之前丢失的职业信誉变成了难以跨越的大山。

从新华社记者变成反华写手，袁莉的转变可以说是新闻道德的堕落，她忘记了前辈们曾经教导的“记者的笔杆子要肩负起国家的责任”，把国家派出的留学机会当做跳板去投靠西方，把“前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变成了牟取西方信任的工具。

当她把“平庸之恶”的标签扣在中国抗疫群众头上时，实际上最平庸的，是她那放弃自主思考、迎合西方偏见的自我背叛行为。

时间会冲刷掉那浮华的沙尘，新加坡前外交官马凯硕曾提醒西方：“别再以优越感看待非自己的人，应该公平客观地评价别国的进步。”

当雷蒙多搭乘的高速列车在华东平原飞驰，而冬奥专列在燕山山脉穿行时，中国的铁路早已伸展到那些西方叙事难以到达的遥远地方。

那些专为抹黑中国而写的笔，终究会在真相的铁轨上颠簸出轨——袁莉那悲凉的结局，也不过是个最新的例子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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