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秘闻：与许世友并肩作战的他，为何仅获大校？

1970年，我国已故原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开国大校于得水的家属，将将军生前留下的诸多珍贵遗物，其中包括三枚勋章，无私捐献给了天福山起义纪念馆。

图|于得水开国大校

1955年9月，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首次举行的授衔典礼上，于得水同志被授予大校军衔，同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以及二级解放勋章。

实际上，当年于得水荣获大校军衔之时，不少人的心中不禁泛起不平之潮。特别是当他在胶东军区身担副司令员重任，与其并肩作战的战友正是开国上将许世友。往昔，他们曾在胶东共抵外侮，与日寇展开了殊死搏斗，那段岁月的共患难使得他们之间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深厚情谊。

传闻中，许世友在听闻昔日的战友荣膺大校军衔之时，特地登门拜访，对其诚挚地说：

“我想给你争一争。”

“我们的革命初心，并不在于追求官位的高低。军衔的级别，与是否真正能够为人民服务，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然而，若深思之，于得水荣获大校军衔，实则源于他在1950年5月被任命为浙江军区后勤部部长，同时担任军区建委主任的职务。基于他所担任的职责，于得水获得大校军衔，自是顺理成章。

鉴于得水同志所立下的赫赫战功与显著成就，仅授予其大校军衔，实难为众人所普遍接受。

图|许世友

自国家成立之日起，许世友将军便对胶东战场上的那段时光怀抱着难以割舍的深情。但需特别提及的是，于得水同志投身胶东的革命事业，其时间比许世友将军要早出许多年。

若非连番伤病之扰，凭借着过人的才干，他必将在未来的征途上行走得更远。

一

水的事迹，久未闻。

1982年9月18日，我国杰出的开国少将，曾担任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政委的仲曦东，在威海市著名作家冯德英等人的陪伴下，重返了阔别38载的家乡。昆嵛山时，感慨。

自1938年5月起，我与于得水同志结缘。自那时起，我们携手共进，并肩作战，历时近四年。于得水同志实乃一位传奇英雄，昆嵛山上的英雄典范。我坚信，他英勇无畏的战斗事迹将永远镌刻在昆嵛山这片热土上。

谈及于得水，仲曦东与冯德英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感伤。恰在他们重返昆嵛山之时，于得水却已故去多年。

自1955年起，冯德英在一次偶然的契机中，对胶东儿女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英勇斗争精神有了深刻的认识，随后便着手创作了小说《苦菜花》。在这部作品中，他所塑造的八路军某团团长于得海的形象，实则源于对真实人物于得水的细致描绘与精心塑造。

在《苦菜花》之余，冯德英续写的《迎春花》与《山菊花》两篇佳作，同样以胶东知名的革命圣地——昆嵛山为故事的原型背景。

图|开国少将仲曦

于得水，诞生于1906年的山东文登县一户贫寒农家。家境的贫寒让他饱受欺凌，而家中的艰辛在父亲于连登因无力支付租息而被县衙拘押时达到了极点。这一变故直接导致了他的祖父母、长兄与幼弟因饥饿与严寒而相继离世。

怀揣着满腔的仇恨，于得水毅然踏上了学艺之路，锤炼出一身非凡的武技。重返故里之后，他创办了“武术会”，广泛吸纳了贫苦的农民子弟，并与那些与地主豪绅狼狈为奸的官府势力展开了抗争。

当初，于得水虽以主持公道为幌子，将武术会硬性拖入其中，然而其内心并无真正革新的想法。直至后来，他结识了共产党员邹青言，这才为于得水的人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1931年6月，得益于邹青言的举荐，于得水正式踏入了农民协会的行列。

1933年春，于得水正式踏入共产党的行列，自那时起，他毫不犹豫地将共产主义理想设定为自己终身不懈的追求目标。

于得水在本地集结起一支逾20人的游击队伍，这支队伍如影随形，频繁活动于文登、海阳、牟平等地，使得众多地主豪绅闻风丧胆。正因如此，于得水在民众之间赢得了“孤胆英雄”的美誉。

1933年2月12日，于得水与数位同志于私宅内秘密召开了一次集会。然不幸的是，消息旋即泄露至敌军耳中，敌人随即发起了猛烈的攻势，将于得水等人团团围困。在激战之中，于得水毅然扣动扳机，还以颜色，其英勇之举，最终为众人开辟了一条逃生之路。事后，当地民众纷纷给予他极高的赞誉。

于作海，亦名于得水，一跃而上梁木，瞬间穿透屋顶，随即化为一道流光，疾速远去。

图|于得水 1945

历经一番激战，于得水在地方上声名远播，却也因此招致了当地恶霸官商的深仇大恨。他们未能将其擒获，于是转而向他的家人下手，将于得水的双亲逮捕入狱，遭受了非人的折磨。母亲在毒打中不幸丧生，他们唯一的骨肉亦被残忍地夺走生命。更令人发指的是，文登县当局竟出此下策，贴出告示悬赏一千大洋，意图捉拿于得水。

此刻，故土已难以容身，得水遂化名为林得胜，迁往昆嵛山区，继续投身于斗争之中。面对形势的持续恶化，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决定将得水调离文登，前往大连，以避追捕之嫌。

直至1935年6月，得水才响应中共胶东特委的号召，重返胶东，并正式履任特委委员之职。

彼日，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的韩复渠，力图修建公路，不惜采取强制手段征用民间土地与民居。胶东特委趁机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鉴于于得水在胶东民众中享有极高的声望，组织上决定让他重返故里，投身并领导这场起义。

1935年11月29日，胶东特委汇聚了文登、海阳等周边数个县的赤卫队，总兵力超过三百人。在起义爆发前，这些队伍正式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其中，由得水率领的东路一大队成为了起义的中坚力量。起义的指挥机构则设立在昆嵛山上的无染寺。

尽管起义前经过了细致的筹备，遗憾的是，韩复渠在事后迅速调集了驻守潍县的81师，对农民起义军发起了残酷的镇压。面对武器装备和人员素质的巨大差距，起义终究未能取得胜利。起义的领袖张连珠和程伦（均为共产党员）不幸被捕，最终惨遭杀害。胶东地区随即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的阴影之中。

图|昆嵛山游击队遗址

1935年12月中旬，得水率领的起义军，成员锐减至三十余人，被迫撤退至昆嵛山，在那里他们继续进行艰苦的抗争。

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局势中，得益于当地民众的默默支持，于得水率领的游击队在昆嵛山坚持抵抗，历时一年有余，其行动犹如鬼魅般神出鬼没。

1936年6月，在中共胶东特委的批准下，于得水同志果断率领部队，对文登县境内的地方反动武装发起了迅猛的突袭。在这场夜袭行动中，于得水同志指挥得力，成功挫败了敌人的顽强抵抗，并缴获了二十余支枪械及两千余发子弹。

值得关注的是，在一场激战中，于得水不幸遭遇腹部连发两弹。在返回昆嵛山休整期间，因药物匮乏，他强忍着剧烈的疼痛，毅然决然地要求战士们用剃头刀为他的伤口进行切开，以便将弹头从体内成功取出。

至今，昆嵛山之上的无染寺仍旧守护着一处耳熟能详的风景名胜——帷幄洞。据传，此地曾是英勇的于得水将军在此养伤的所在。

此地地势险峻，深不可测，达数十丈之深。尽管足以容纳十余人，但置身于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不难想象革命先烈们当年在何等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然坚守阵地，顽强抗争。

二

1937年12月15日，随着抗战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共山东省委果断作出决定，派遣先前被捕后获释的理琪，继续担任胶东特委的领导职务。与此同时，省委还决定在胶东地区正式组建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理琪抵达特委后，迅速遵照省委的指示，以于得水指挥的昆嵛山游击队为基础，迅速成立了第一大队。于得水被任命为大队长，宋澄则肩负起政治委员的重任。

自那时起，胶东战场的抗战局势迎来了重大的转折。

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旗图

12月24日的黎明之际，于得水率领着浩荡的队伍火速赶往天福山。正值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宣告成立之时，理琪庄严神圣地亲手将一面鲜艳的军旗授予了于得水。

会上，于得水宣布：

自今朝起，我将化名为“于得水”，与昔日的“于作海”与“林得胜”挥手作别。我正式更名为“于得水”，其意在于象征我们游击队员犹如潜游于水面的鱼群，而我们的乡亲们，则是那滋养我们的无数清泉。我们这些游鱼，无论何时，都不应忘却那滋养我们的源泉。

宋澄政委幽默地说：

如鱼得水。

战士们欢呼雀跃，激情澎湃地高声呼喊。尽管第三军初创之际，成员不过区区八十余人，但每一位战士的革命意志都坚不可摧。在随后的革命斗争中，他们自豪地将自己比作那“如鱼得水”的精锐之师。

自1938年春季始，鱼得水指挥着浩浩荡荡的干部与战士队伍，如同幽灵般神秘无常，令日伪当局闻之色变，心生畏惧。

经过半年的艰苦拼搏，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呈现出迅猛发展的势头。截至1938年9月18日，该军已发展壮大，兵力达到7000余人之众。

依照中央的统一安排，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正式更名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随后又进一步更名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高锦纯被任命为司令员，吴克华则肩负副司令员的职责，而宋澄则担任政治委员一职。该支队下辖六个团的编制，其中，于得水被任命为63团的团长，该团兵力总数超过一千人，装备了若干枪械。

经过数次的精简与重组，五支队的实力持续增强，最终跃升为胶东地区赫赫有名的抗日武装力量。

为巩固统一领导，胶东地区以第三区党委军事部的名义，正式成立了第三军区。继原五支队更名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旅之后，第三军区凭借地方游击力量的支持，又设立了新的五支队。

纵使部队的番号屡经更替，于得水始终坚守在最前沿，默默忍受着艰辛与困苦。

1939年9月，五支队的主力部队经历了一次重组，分化为三个实力超群的精锐团，它们分别是13团、14团以及15团。在此过程中，得水同志被委以重任，担任了13团主力三营的营长一职。

事实上，彼时与于得水并肩作战的众多战友，嗣后均陆续获得了少将军衔的荣誉。以五支队时期为例，于得水执掌63团的兵符，当时——自国家建立以来，61团的政工领导者刘仲华、61团1营的政工负责人张玉华，以及62团的政工领导李耀文和政工部门主任张加洛，均荣膺少将军衔的崇高荣誉。

“安置好伤者，速速离开。”

1940年秋，五支队更名山东纵队第五旅之际，于得水亦被调至14团，肩负副团长的重任。彼时，该团尚无团长一职，于得水便以副团长的身份，临危受命，指挥部队投身战斗。

在得水的引领下，14团从平度重返故土文登。短短一年时光，队伍规模迅速壮大，成员人数增至2300余人，稳稳地确立为一支坚不可摧的主力部队。得水所率领的14团对文登周边的日伪据点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极大地巩固和拓展了东海抗日根据地的势力版图。

1942年7月，依照中央军委的命令，胶东军区宣告成立，并负责对五支队及山东纵队第五旅进行统一指挥调度。许世友同志被任命为司令员，林浩同志则担任政治委员。

图|山东抗日根据地胜利示意图

胶东军区一经成立，原先归属新五支队的第一、第二、第三团便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改编过程。五支队的番号随之被撤销，这些团队转由军区直接领导，并分别更名为十六团与十七团。此外，原第三团亦被直接拆分。与此同时，隶属于山东纵队第五旅的三个团也经历了拆分与改编的历程，最终演化成了第十三、第十四两个团。

然而，于得水并未在部队改编后的任何一支团队中担任团长的职责。

1941年十月，得水同志获调至东海公署担任专员之职，此后，他还肩负起胶东军区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的职责（即东海军分区），并兼任文西行署主任的双重角色。

得水因身体所受之创伤，得以调任东海公署专员，此一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其健康状况的考量。

三

于得水早年战场受伤。

据于得水的女儿于淑英透露，其父亲于得水曾不幸中弹，手腕与腰椎骨遭受重创，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气候的变迁往往导致其疼痛愈发加剧。

1943年三月，得水同志荣任胶东军区副司令员一职，自那时起，便与许世友将军携手并肩，共同投身于战火纷飞的沙场。

当许世友将军抵达胶东时，他对那位出自胶东的子弟，同时也是自己战友与部下的得水，表现出了格外关注。那是一个金色的秋季，得水在玉林店北小院的一役中不幸负伤，随后被紧急送往海阳所镇接受治疗。赵家庄村的肖太典正在家中静养，而许世友不畏艰险，毅然亲自前往探望，并停留了长达三日的时光。

然而，正是这趟看似寻常的探望，却意外地引起了日伪军的注意。得知这一消息后，于得水不顾自身伤痛，紧紧握住许世友的手，二人奔跑不息，直至抵达海边的一艘渔船。在海上漂泊了三四日，他们才终于成功摆脱了日伪军的追捕。多年以后，许世友回忆起这段不平凡的往事，仍旧感慨良多。

“承蒙您的庇护，我侥幸逃脱了日军的魔爪，然而在辽阔的海洋中漂泊了三四日，若非环境日益险恶，恐怕早已成了鲨鱼的腹中之物。”

1945年8月，得水同志再次肩负重任，被任命为东海军分区副司令员，并兼任烟台警备区司令员的职务。在这期间，他坚定地挫败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在烟台实施登陆的阴谋。同时，面对美国第七舰队烟台舰队的无理诉求，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了我军撤离烟台的命令，并坚决反击了其强行登陆的图谋。

然而，转而述及，自抗战胜利至解放战争爆发之初，得水同志始终如一地坚守在根据地。

影像记录了1944年冬日，胶东军区东海军分区副司令员于得水、政治委员仲曦东以及司令员刘涌等英勇将领的珍贵合影。

无论是在胶东军区部队挺进东北的征途上，还是组建野战军时从地方部队中遴选人材，于得水始终未曾亲身参与。随着时间的推移，奔赴东北的胶东军区部队逐渐成长为东北野战军41军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新成立的胶东军区部队孕育出了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与第十三纵队。然而，于得水并未曾在野战军中担任过任何职务。

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对得水的战功有所影响，自是也与组织方在充分考虑其身体状况的实际状况下所做出的决策密不可分。

直至1949年4月，于得水正式投身于我军南下的征程，荣膺浙江第六分区司令一职，肩负起剿匪作战的重任。新中国成立之际，他依旧秉承忠诚，服务于浙江军区，身兼后勤部副部长与军区建设委员会主任的双重职务。

自国家成立之始，得水将军的身体健康状况便一直令人担忧，但他始终如一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从未有过丝毫的松懈。

自然，他亦始终铭记胶东民众为革命伟业所做出的惨烈奉献。

1958年，组织特别安排了于得水对那段革命岁月的回顾。尽管彼时他身患重疾，但依旧不厌其烦地详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往事，事无巨细。然而，于得水始终保持谦逊，认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微不足道，而他所讲述的，不过是当地百姓为了革命事业所承受的巨大牺牲。其中，最为他津津乐道的，便是牟平县的孙广平老人。为了救出他和两位战友，孙老被敌人拘捕，并遭受了残酷的折磨，最终英勇献身；还有文登县的高传翰老人，他屡次掩护革命志士，而他的长子却被敌人逮捕，最终惨遭杀害。

图|于得水将军

每当提及那些往昔岁月，得水的眼眸便不禁闪烁着泪花，热泪盈眶。

“骨烂心不忘胶东。”

晚年回首，谈及先父，得水将军的千金于淑英直言不讳，她与父亲之间总共不过见过三次面。

“自幼，我家的居所位于村落的边际，而父亲则长年在外劳碌。他偶尔归家，总是选择在夜幕低垂、万籁俱寂之际悄无声息地翻越院墙而入，晨曦微露便又急匆匆地离去，我与他的相聚时光甚是稀少，往往在家中难得一见。”

或许是为了不增添家人的烦恼，于得水很少在家人面前现身。于淑英回忆，她初次见到父亲是在1940年那个炎热的夏日，当时她仅有8岁。但那次的重逢并非在家中举行，于得水仅是通过派人告知家人的所在地。在得知丈夫的消息后，妻子立刻动手制作了肉馅饺子，并派遣女儿将这份深情的礼物送达。

于淑英与父亲的重逢，恰逢1956年新中国成立的辉煌时刻。久别重逢，两人之间似乎隔阂颇深，但不久之后，家人们又各自踏上新的征程。

图|于得水回忆录

1964年，于淑英踏上了前往安徽的路途，前去探望担任安徽省民政厅副厅长的父亲。尽管于得水那时已是省部级的高级干部，但家中状况却出乎她的意料，甚至让她这个女儿都感到难以承受。因此，她毫不犹豫地将随身携带的财物全部赠予了父亲。

随后，于淑英才了解到，于得水将自家的津贴全数用于帮扶烈士家属。尽管每月津贴仅有区区300元，他除去养家糊口的必需开销，仅保留100元，其余部分均慷慨捐出。于淑英至今仍清晰地记得，父亲身上常常揣着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那些昔日的战友以及牺牲烈士的家属名单。

在得水心中，人民群众的利益重于千钧。每遇艰难险阻，他总是亲临前线，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语是：

往昔昆嵛山食不周之际，我们匿迹洞窟，敌军追击不舍，然而民众却络绎不绝地为我们提供补给。如今生活好转，我们怎能遗忘那些曾无私援助我们的同胞呢？

图|于淑英研读于得水资料

即便得水自身亦饱受战火摧残，疾病缠身，但他始终未曾动用分毫，用以购买任何保健用品以疗愈自身。

水将军功绩，永铭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