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汪东兴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前后

自1947年毛主席及中央领导撤离延安，直至1976年毛主席离世，这近三十载的光阴里，汪东兴始终是毛主席身边唯一长年坚守的得力助手。1964年伊始，高成堂自中央警卫局办公室调任汪东兴的机要秘书，此后便始终伴随汪东兴左右，直至1987年末退休。本文旨在记录高成堂的亲身回忆。

1、转战陕北，深得毛主席赏识。

1947年3月18日，正值中央撤离延安之际，汪东兴同志便从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的职位上调至毛主席的身边工作。

彼时，国民党军队势如破竹，直逼延安，毛主席及中央机关亦在积极筹划撤离延安，计划转战陕北。正是在此紧迫关头，毛主席决定任命汪东兴为中央机关直属队三支队司令部副参谋长，并担任党总支部书记一职，同时兼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与警卫处处长。

汪东兴，江西弋阳一隅的贫寒农家之子，于1929年投身革命事业，次年即1931年，他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再至1932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2年6月，我投身于红军的行列，历经排长、特派员、连队政治指导员、第二野战医院政治委员等多个职务，并英勇参与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抵达陕北地区后，他曾担任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并兼任组织科科长，以及中央社会部三室副主任、二室主任等职务。凭借长期的实际考验，他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成为对党忠贞不渝的基层领导骨干。

除了出身、经历和政治素养之外，汪东兴以细致入微著称，军事素养亦颇高，正是基于这些特质，毛主席才选中他，赋予他在中央机关担任要职。在中央苏区，他历经战场考验，屡建战功，并在红军所创办的彭杨步兵学校接受过正规教育，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更接受了系统的培训。

鉴于上述种种因素，在指挥中央机关撤离延安之际，毛主席先后向汪东兴下达了两项重要指令：首先，便是派遣汪东兴负责抵御敌军的进攻。

寻觅一位人选，代为守护主席。于是，汪东兴肩负重任，临危受命。

中央机关迁址之后，汪东兴即刻行动，于王家湾之巅布下伏兵，成功抵御了刘戡的前锋部队约一个团的攻势。在仅有一人轻伤的代价下，汪东兴巧妙地三次挫败敌军，令敌军不敢轻易进犯，从而为中央机关从王家湾的安全撤离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另一项任务则是刘戡所部在搜寻中央前委机关于王家湾未能如愿后，撤退至延安途中。毛主席遂命汪东兴率一个连队紧随敌踪，意图再战。他特别强调，应采取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对敌进行突袭与骚扰，使其不得片刻安宁，直至疲惫不堪。

汪东兴肩负重任，不仅凭借一连连之众成功伏击敌营，成功缴获了敌方联络的密码簿，更在农忙时节协助群众收割麦子，屡次击退那些企图抢夺麦子的还乡团，令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正是凭借这两项任务，毛主席发现了汪东兴身上的诸多优点，对他倍加赏识与信任。因此，毛主席一直委托汪东兴掌管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及个人住行的安全保障，同时频繁派遣他代为接待贵宾，传达自己的指示。

2、“警卫工作不够”

新中国成立之际，党中央的警卫任务遭遇了全新的挑战，工作负担亦随之加重。然而，汪东兴同志依旧肩负重任，持续负责毛主席及中央书记处其他四位书记在国内外出访时的安全保卫工作。此外，他还承担着部分中央领导、来访的外国党政首脑以及特定警卫对象在参加重要会议和重大庆典活动时的安全保卫领导职责。

1958年伊始，汪东兴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并兼任公安部第九局（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局长一职。然而，毛主席曾对他的言论指出，单纯懂得警卫工作尚显不足，他应深入基层，更多地接触农业领域，并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

在毛主席的批准下，该同志同年三月携家眷迁至南昌。应中共江西省委的提议，经中央审批，他正式担任了中共江西省委常委、副省长的职务，并兼任农垦厅厅长一职。

汪东兴抵达江西后，他与秘书王宜贤并肩，足迹遍及全省70余县。

同月五月，汪东兴于赴京参与全国农垦工作会议之际，拜访毛主席，并向其详细汇报了其在江西农村进行的实地调研成果。同时，他还就计划设立农林技术学校的构想进行了阐述，幸得毛主席的认可与具体指导。

汪东兴将毛主席的指示传达至江西省委，随后，江西省委秉持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并紧密结合江西省的实际情况，作出了创立“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以下简称“江西共大”）的重要决策。

1958年8月1日，由汪东兴先生参与创立的“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正式迎来了开学的日子。在这所大学中，省委书记刘俊秀同志担任校长职务，而汪东兴先生则兼任副校长。总校选址于南昌，依托全省垦殖场的资源，设立了三十所分校。

1959年8月，毛主席莅临庐山，主持召开了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此期间，汪东兴同志及江西省领导人方志纯专程拜会毛主席，并向其汇报了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成立以来近一年的办学成果。

两年光阴逝去，至1961年7月，汪东兴陪同毛主席莅临庐山。在此期间，他向毛主席详尽地阐述了“江西共大”三年来的办学历程。

毛主席闻言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应汪东兴的恳请，毛主席欣然挥毫，为“江西共大”撰写了一封长达500余字的长信，其中洋溢着对学校的鼓励与祝贺之情。

自1958年3月起，汪东兴在江西履职两年半。然而，1960年9月底，他再次接到调令，重返北京。在那里，他依然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及公安部第九局局长的职务，同时兼任毛主席办公室党支部书记，肩负着保障中央政治局常委安全以及领导第九局执行其他警卫任务的重任。

3、毛主席提名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

1965年九月初，依照毛主席的指示，汪东兴再次领导中央警卫局及8341部队的部分同志，前往江西省铅山县石溪公社的孔家大队，开展社会教育运动，即所谓的“四清”蹲点工作。

短短两个月后，1965年11月上旬，中办机要室（注：“文革”期间更名中办秘书局）的值班人员从北京打来紧急长途，告知中央领导同志有意约见汪东兴同志，要求他即刻返回京城。

返京不久，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同志与书记彭真同志随即约见了汪东兴同志，并向其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即任命汪东兴同志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随后，汪东兴同志在拜访毛主席的过程中，向其汇报了邓小平和彭真同志与他谈话的详细情况。

他对毛主席表示：“我仅受两年私塾教育，文化水平不高，因此对于能否担当中办秘书长的重任，我心中存有疑虑。”

毛主席曾言：“是我提出让你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至于文字工作，则可交由他人负责。”

遵循毛主席的教诲，汪东兴内心方感释然。数日之后，汪东兴自北京返抵江西的“四清”工作地点。

在同年11月下旬，中央正式下发书面通知，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与此同时，原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同志则被调任为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

然而，此刻恰逢汪东兴在江西进行“四清”蹲点，鉴于此，中央决定暂由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李质忠接替主任一职。

未曾料想，在12月7日的凌晨，恰值半个月之后，中办机要室的值班人员再度从北京拨通了江西的电话。他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要求汪东兴同志当天务必抵达上海参加重要会议，并告知已安排专机在浙江省衢州机场静候其到来。

当天上午，江西省委迅速派遣车辆，将汪东兴从铅山县安全送往衢州。紧接着，一架专机抵达上海，汪东兴入住于锦江饭店。

12月8日至15日，上海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地。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对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因林彪一伙所诬陷的“篡军反党”等罪名进行严厉批判。会议最终作出决定，罗瑞卿将被调离军事领导岗位，并接受隔离审查。

会议落幕之后，汪东兴即刻启程，从上海返回江西的“四清”工作地点。直至1966年2月底蹲点任务圆满完成，他于3月初重返北京。而在此期间，毛主席已离京，正于南方进行巡视。

4、1966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我正式踏上赴任之路。

汪东兴归国之际，中国政府特派以刘少奇主席担任团长、陈毅副总理担任副团长的代表团，计划于三月下旬对巴基斯坦、阿富汗以及缅甸三国进行正式访问。经党中央批准，汪东兴将以公安部副部长之职加入代表团，并担任代表团的安全保卫顾问一职。

4月19日，代表团圆满完成了对缅甸的访问任务，随后踏上归途。刘少奇主席计划在归国途中顺道前往云南进行工作视察。鉴于此，代表团所乘专机并未返航北京，而是直接从仰光起飞，抵达昆明降落。

4月20日，代表团接到中办机要室的来电，中央紧急通知刘少奇、陈毅、汪东兴三位同志即刻前往杭州，参加中央召开的会议。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对由彭真同志担任组长，于1965年2月7日提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亦称“二月提纲”）进行深入批判。

随后，4月24日，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草案）》，该文件后来成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即“五一六通知”。会议落幕之际，汪东兴于月末重返北京。

初夏五月，毛主席正巡访南方，暂未返京，中央遂作出决策，由刘少奇同志主持大局，于5月4日至26日，于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汪东兴同志不仅全程参与了此次会议，更肩负起会务领导的职责。自此，汪东兴同志正式就任，踏上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