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揭开战争最终谜底

在严谨的意义上，对朝鲜战争的深入学术探究实际上始于本世纪初。这一转变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在该领域的档案资料直至1993年才得以解密，而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也逐步开始向公众披露相关信息，这一过程至今仍在进行中。在朝鲜战争停战至冷战落幕的四十载岁月里，有关该战争的各类著作层出不穷，但受限于当时档案资料的匮乏，各学术流派的分析与解读往往囿于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内容多侧重于政治宣传，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相对较少。随着中苏朝及美韩等国家档案资料的逐步公开，以及资料搜集工作的持续推进，我们确信，时至今日，朝鲜战争的完整图景正逐步呈现出更为清晰的轮廓。

在近期的研究中，我对所能接触到的各类档案资料进行了详尽的审视，从而对这一领域的现状有了全面且深刻的理解。对于这场战争的解读与观点，各执一词，仁者各有见解，智者亦各有高见，分歧颇多。在此之际，我有幸分享自己的思考。

沈志华教授

斯大林吃哑巴亏

朝鲜战争的导火索可追溯至朝鲜半岛的分裂格局，这一格局与美苏在二战末期对半岛的处置决策息息相关。回顾至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之际，各国对太平洋战争的结局已有明确的预判：美国肩负着彻底摧毁太平洋及日本本土日军的关键使命，苏联则致力于击败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而中国军队的任务则是消灭除东三省以外的、散布于中国大陆的日军残余势力。本次会议对各国军事活动区域进行了初步划分，然而，在解决朝鲜半岛日军问题这一核心议题上，与会各方未能形成确切的共识。同时，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看，朝鲜已被日本吞并，成为日本领土的一部分，被划归为日本的一个省份。关东军驻扎在东三省，负责对朝鲜半岛的日军实施指挥。由此，朝鲜半岛出现了行动上的空白地带和模糊区域，为未来战争的全面爆发埋下了潜在的隐患。

苏联雄师挺进东北，与此同时，美国在日本境内投下了原子弹。这两场重大军事行动，最终促使日本政府做出了无条件投降的决定。当日本宣布投降之际，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苏联红军迅速占领了朝鲜半岛，这一行动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觉和强烈反响。此前，美国尚未显现出在朝鲜半岛部署驻军的任何迹象，亦未拟定相关部署计划。正当苏联红军挺进汉城之时，以38度线为分水岭，双方的立场界线清晰可见。但此提议实属仓促之作，显得颇为草率。就在前一个夜晚，美军参谋部的几位将领手持地图，向杜鲁门总统进行了简短的汇报，杜鲁门总统随即便将此提议转达给了斯大林。在他们看来，苏联红军已逼近三八线，而美军依旧坚守在冲绳，与朝鲜半岛相隔数百海里之遥。在这种局势下，若有人提出将三八线作为双方的分界线，斯大林恐怕难以轻率地予以同意。据分析，他或许会提出一系列谈判条件，诸如将界线划定在三七线或三六线上，甚至试图将汉江以北的区域纳入苏联的影响力范围，以此谋求苏联更多的利益。令人倍感意外的是，斯大林在接到信件后的次日便迅速作出回应，明确表示了他的支持，并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获此信息，美国国防部不禁感到震惊，随即对斯大林所做决策的准确性产生了怀疑——显而易见，这正是进行谈判、讨价还价的绝佳时机。实际上，斯大林显露出了其深远的战略眼光。在信件结语处，他提出了一项条件：他接受以三八线为边界，同时建议将该边界向东推移。那么，这种边界的东移具体有何含义？若向东推移，日本北海道将位于三八线以北的部分。斯大林所设定的计划，是指派我在朝鲜半岛实施登陆作战，而我的建议则是选择在日本本土发动攻势。杜鲁门总统敏锐地洞察了斯大林的意图，随即回信对此构想表示赞同。但他也坦率地表明，此类决策并非其所长，并建议斯大林征求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专业意见。斯大林试图说服麦克阿瑟，却遭到了他坚定的拒绝。面对斯大林连续追问并强调已下达的命令，麦克阿瑟明确表态，若苏联军队踏入日本国土，他将立即召回远东委员会的所有苏联代表。在这种情势下，斯大林只得吞下这枚苦涩的果实，下令将军队撤退至三八线。

朝鲜四候选人

回顾战后斯大林对保障国家安全战略的规划，我们注意到斯大林起初怀揣着与美利坚合众国携手合作的愿景。两国均渴望避免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引发纷争。这一观点与历史潮流，尤其是与美国当前学术界的主流看法，存在着显著的分歧。学术界广泛认同的观点认为，战后苏联实施的持续全球扩张策略，引发了与美国之间的直接对抗，进而直接催生了冷战的爆发。然而，我持有完全相反的看法，并坚信这一论断缺乏确凿的证据支撑。

朝鲜最初乃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然而，其后却不幸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随着日本在战争中的败北，朝鲜迎来了重获独立的可能性。然而，正值全球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朝鲜却既无现成的政府，亦缺乏选举经验。因此，在雅尔塔会议上，决定将朝鲜置于托管状态。自此，朝鲜成为了联合国托管下的地区。至于托管者，英国因二战的创伤尚未愈合，重建任务繁重，加之地理位置偏远；中国亦不适宜，因为当时蒋介石的军队正深入内陆，与共产党的矛盾尚未解决，自身力量亦有限。最终，托管的重任落在了美国和苏联的肩上。

1946年，美国与苏联携手启动了朝鲜问题联合委员会的运作。到了1947年，该委员会已召开三次会议。遗憾的是，尽管与会各方的努力不懈，最终却未能达成共识。这一僵局的主要症结，源于朝鲜境内错综复杂的内部局势。根据美苏两国及其联合委员会的原始规划，三八线原本定位为受降的临时边界，而非政治性的永久分割。朝鲜半岛本应迈向统一，并组织统一选举，以此重建一个联合政府。南北朝鲜均需推选出政治精英参与竞选。理想候选人的必备条件，无疑是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上的高度统一。朝鲜，斯大林支持曹晚植。朝鲜甘地曹晚植虽非共产党员，其政治立场却与孙中山颇为契合。1945年12月，莫斯科会议召开之时，曹晚植极力主张朝鲜应拥有独立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并坚定地反对托管计划。会议落幕之后，他突然消失，音信全无。随后，金日成成为了他的继任者。戈夫在致斯大林的电报中，对金日成的才干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称其服从指挥。当时，金日成正位于哈巴罗夫斯克，他曾经积极参与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在东北抗日联军的一部被日军击败后，金日成逃往苏联。在对苏联档案进行深入挖掘的过程中，我发现其中记载表明，金日成在俄语的学习上表现出极高的效率，与同志们的交往和谐且密切，其威望亦不容小觑。这一现象映射出了当时北朝鲜的社会风貌。

在朝鲜半岛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金九与李承晚两位杰出人物声名远扬，他们在中国大地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然而，在中国生活的岁月里，两派之间的摩擦屡见不鲜，派系间的斗争尤为激烈。李承晚随后远赴重洋，与美国名将麦克阿瑟将军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并获得了他的全力支持。与此同时，蒋介石及其驻朝鲜美军方则坚定地站在了金九这边。金九身上洋溢着浓厚的知识分子气质，然而，面对手段老练的李承晚，他却未能幸免于悲惨的结局。因此，在人选的挑选上，双方始终未能达成共识。

李承晚

1947年岁末，冷战的序幕正式拉开，美苏两国不再将推进统一选举作为共同目标，转而激发各自支持者的斗志，并对对方施加了持续的压力。进入1948年，美苏联合委员会的运作面临重重挑战，其存续形势变得愈发严峻。目前，美国判定谈判已无实质性进展，故将朝鲜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处理。联合国随后设立了朝鲜问题委员会，负责筹备朝鲜的大选。金日成在得知此事后，立即采取措施，拒绝联合国官员进入朝鲜。鉴于此情形，联合国决定在其能力允许的范围内推进选举工作，即选举区域仅限于韩国南部地区。金日成面对联合国的回应，巧妙地采纳了先发制人的策略，主动邀请南朝鲜代表团先行，率先在北朝鲜开展了选举，此举正式宣告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随后，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大韩民国的成立亦得以宣布。至1948年年底，朝鲜半岛最终分裂为两个独立的国家。

毛未参与首决策。

广泛观点普遍认为，美国在战后全球舞台上持续推行遏制共产主义的策略。然而，实际上，社会主义国家亦在积极采取相应措施，旨在抵御美国影响力的进一步扩散。

显而易见，苏联与美国在起初均无意于朝鲜半岛问题上引发正面冲突。随着日本投降与苏联红军的撤离，美军在朝鲜半岛的驻军已丧失了任何正当性。鉴于此，美国国防部随即下达了撤军指令。李承晚竭力游说美方推迟撤军，其言辞间透露出对美军撤退后金日成可能发动的军事挑衅的深切担忧。在麦克阿瑟的鼎力支持下，美军最终同意将撤军时间推迟至半年之后，并协助李承晚训练了一支约五万人的军队。

李承晚与金日成均怀揣着统一国家的壮志，对通过军事途径实现目标的渴望尤为强烈。于是，他们在争取外部支持的道路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苏军退，金日成快应。1949年三月，肩负着签署经济文化协定的重大使命，他毅然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访问之路。在金日成与斯大林的交谈中，他询问了关于如何实现朝鲜半岛统一的问题，是否应采取武力手段。斯大林坚定地回应，不应采纳武力手段，而应增强宣传攻势，深入进行民众的思想教育，并在舆论战场上投入更多的资源。他特别强调，虽然军事准备不可或缺，但只有在李承晚一方首先发起进攻，并在反击中战胜对手之后，统一才被认为是合理且可行的。

斯大林抱持着诚挚的意愿，不愿将苏联置于引发冲突的指控之下。事实也清晰可见，在苏军撤退之际，他们仅向朝鲜留下了巡逻艇、机枪等轻便武器，用以协助该国维护治安，而重型武器如飞机、坦克、大型军舰等则全部撤回国内。美国的行为与此亦颇相似。在莫斯科，金日成未能如愿以偿，心情略显不快地返程。不久，他随即派遣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金一，于4月底秘密踏足我国。那时，毛泽东尚未迁入北平，暂居于香山别墅。在香山，金一见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他说，据我们掌握，解放军东北部队中有很多朝鲜族战士，你们的仗打得也差不多了，人民军缺员严重，能否让他们回去？ 毛泽东回应道：“毫无问题，目前我国拥有三支由朝鲜族战士组成的整编师，它们均归属林彪指挥的四野部队，分别是164师和166师，分别驻守在东北的沈阳与长春；而另一支师团则随林彪南征，正在激烈战场上奋勇作战。你们可以先率领这两支东北的师团返回，待我国战事稍缓，自会安排接回那支南下的师团。你们希望通过军事手段解放南朝鲜，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这一方针并无不当之处。我个人也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我国的国家统一大业尚未完全实现，待我国统一大局告一段落，自当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这一伟大事业。”

金日成心中不免有些不悦，然而中共所阐述的道理，亦非全然无理。我国亦正面临诸多内政难题，亟待自主寻求解决方案。十月，新中国成立之际，金日成同志迅速向毛泽东主席发去了电报，提及战事已暂告一段落，我国即将迎来新的历史舞台。在应对收复四川、云南、广州、台湾、西藏等地区所面临的复杂局势时，毛泽东深感问题棘手，难以决断。为此，他向斯大林发去了电报，详尽地描述了当前的困境，并恳切地请求斯大林能够介入并协助解释。11月5日，斯大林作出了回应，承诺将亲自负责处理金日成的工作事宜。在仔细钻研当年11月至12月期间的苏联档案之际，我偶然发现了一系列相互紧密关联的电报。这些电报并非出自斯大林之手，亦非来自外交部、葛罗米柯，抑或是苏联军事专家与顾问的笔端。电报内容全面展现了三八线周边地区频繁出现的军事摩擦以及规模较小、武装性质的冲突事件。

苏联顾问们对三八线附近的局势早已司空见惯，他们深信战争不过是迟早之事。阅读多份电报后，显而易见，斯大林对三八线区域持续不断的军事冲突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在此背景下，提及一个不容忽视的先例显得尤为必要。大约在七月，美军撤离不久，金日成就向斯大林发送了一封电报，电报中提出了在瓮津半岛实施作战计划的构想。瓮津，位于朝鲜半岛西部的一个显著凸出部分，其三分之一的土地位于三八线以南。瓮津之战的爆发在即，我国目前尚未全面完成军事斗争的准备工作。鉴于此，我们衷心期望北朝鲜能够进一步加大宣传攻势，不遗余力地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进程。

金日成心中忧虑重重。1月17日，朝鲜驻华大使李某即将踏上新的外交征程，金日成特设盛宴为他饯行，并邀请了什特科夫等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一同出席。酒过数巡，金日成渐入醉乡，情绪失控，于席间泪水纵横，对毛泽东未能履行承诺，答应协助其实现朝鲜半岛统一，却至今无人理会表示了深深的抱怨。他感慨万千，南朝鲜的广大劳动人民正遭受着水深火热的苦难，而他自己又该如何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此外，金日成还对斯大林的政策表达了不满，质疑为何必须等待李承晚率先发起攻击后才能进行反击，如此一来，他究竟还要等待多久才能采取行动。盛宴渐行渐远，什特科夫迅速向斯大林发送了一封内容详实的电文，详细记录了事件的全貌。在电文结尾，他坚定地传达了自己的信念——金日成同志内心依旧燃烧着炽热的战斗之火。至1月19日，斯大林接到了这封电文，经过11天的深思熟虑，于1月30日对什特科夫做出了回复，指示他告知金日成同志：其作战计划已获批准，但务必极为小心，绝不可轻率行事。同时，斯大林邀请金日成同志前来莫斯科，他将亲自与其进行一次深入的交谈。这封电报，见证了斯大林态度转变后对金日成请求的首个明确答复。

2月2日，斯大林来电。(1月30日)我所提及之事至关重要，必须严格保守秘密，尤其是必须牢记，绝不能向我国同仁泄露任何信息。西方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认为，毛泽东、金日成与斯大林曾在莫斯科秘密策划了战争的策略。但事实上，这一论点实际上是建立在档案资料不足的基础之上，与历史事实存在显著的偏差。2月17日，毛泽东踏上离别的莫斯科之旅，而金日成则直到4月10日才抵达，这期间的时间差距使得两人难以有机会相会，更遑论进行深入的商讨。从斯大林的电报内容中，我们能够窥见，斯大林特意告诫其派驻朝鲜的大使，不得向我国同志透露此消息，推测他亦未曾与毛泽东同志就此事进行过沟通。随后的进展事件亦进一步证实，毛泽东同志对此事一无所知。

6月25日，金日成确定。

2月17日，毛泽东踏上归途，离开莫斯科。随后，斯大林即刻告知什特科夫，可向金日成发出访问苏联的邀请。至4月10日，金日成抵达莫斯科，停留达半月之久。然而，关于他此行与斯大林具体探讨了哪些议题，官方记录至今未见任何披露。我们只能借助斯大林的日记来一窥端倪，这些日记详尽地记录了斯大林每日的工作时长，以及何时有人进入或离开他的办公室。日记显示，斯大林与金日成在克里姆林宫仅有一次会谈。据我分析，诸多关键议题很可能是在幕后以秘密方式进行的。

在当代学术界，历史学家在探寻历史真相的旅程中，普遍视回忆录为不可或缺的研究素材。尤其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一位曾为金日成提供翻译服务并最终选择叛逃的个人，在其晚年撰写了回忆录。通过对这部回忆录所记载的内容以及后续公开的电报资料的细致分析，我们得以综合推断，斯大林关注的重点之一，便是探讨若北朝鲜发起攻势，美国是否会介入其中。在此次会晤中，金日成与朝鲜外相朴勇一同与斯大林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金日成语气坚定地宣称：“斯大林同志，请深信，我们即将发动一场迅猛如雷霆的攻势，我们对胜利充满信心。首先，一旦我们发动突袭，美国人将毫无防备；其次，一旦我们发起进攻，朝鲜劳动党在南方拥有的二十万党员将立刻响应起义，形成内外夹击的态势；再者，美军在远东仅有四个师的兵力，且全部驻扎于日本，难以迅速调集。我们有望在短短四天内攻克汉城，而美军尚未抵达，战争便将画上句号。”

斯大林对金日成单方面的言辞持怀疑态度，因此并未急于做出决断。一年前，麦克阿瑟公开发表声明，明确指出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布局中，并未将南朝鲜纳入其防御体系。紧接着，在次年1月12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亦在公共场合表达了类似观点。实际上，艾奇逊的这一言论并非针对韩国，其真正关注的焦点在于中国。斯大林坚信，美国的防御策略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更有甚者，苏联已经掌握了美国国防部的战略蓝图，该蓝图明确指出，一旦朝鲜半岛爆发冲突，美国将全面撤离其大使馆及侨民，仅在日本海维持驻军，同时放弃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这一情报让斯大林确信，美国不会动用武力介入朝鲜半岛的统一进程。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第二个疑问产生于，当时毛泽东并未掌握斯大林与金日成会谈的详细内容。原因在于，二月之际，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向毛泽东提及苏联已在欧洲设立共产党情报局。毛泽东当时即指出，随着我国革命即将迎来胜利，如此辽阔的地域却缺少亚洲国家的参与，实为不妥之举。米高扬立刻回应，提议由中国引领成立亚洲情报局，日常运作则交由中国共产党负责。对此，毛泽东表示了赞许。同年七月，刘少奇受毛泽东所托，前往莫斯科，再次向斯大林提及此事。斯大林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成熟的政党，毛泽东同志在革命事业上业绩显著，未来将由中共领导亚洲革命，而苏联将专注于欧洲事务。中苏两国将以兄弟般的情谊携手合作，共同推动世界革命事业的伟大进程。鉴于苏联已将亚洲事务委托中共处理，然而，苏联近期却与金日成就重大事宜秘密会谈，未向毛泽东透露，此举显得难以解释。因此，斯大林指示金日成，返回后应立即赶往北京，向毛泽东汇报。若中国共产党表示反对，金日成不得擅自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实际上，金日成内心并不愿意与毛泽东商讨此事。他深知毛泽东将难以同意，主要原因是我国尚未解决台湾问题。

金日成滞留于北京，未能如期返回。5月3日，斯大林终难抑制激动，向毛泽东发送了一封电报，透露金日成已抵达苏联，并就一系列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具体谈话的详细内容，将由斯大林亲自向您作出详尽说明。直至5月12日，斯大林再次向什特科夫发出电文，急切敦促金日成迅速返回北京。“毛泽东同志，斯大林同志已对我们的作战计划表示了赞同，我刚刚自莫斯科返回。”毛泽东则回答道：“对此我并不了解，我亦是刚从莫斯科归来。”金日成试图辩驳，辩称：“您离去之后，我才前往莫斯科。”但遗憾的是，此次会面并未带来令人满意的成果。至于这场计划是否真的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仍有待进一步的核实。夜幕低垂至十一点半，周恩来同志紧急召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罗申回忆说，他立刻向斯大林发出了电报，电文内容是周恩来同志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令，恳请斯大林对此事进行确认，并敦促苏联方面迅速给予回应。

5月14日的拂晓时分，斯大林予以答复：热切请求转达给毛泽东同志，鉴于国际局势的持续变化，苏联已表示支持朝鲜的立场。但这项决策的最终确定，尚需征得毛泽东同志的首肯。若中共认为时机尚显不成熟，那么朝鲜的统一进程以及南朝鲜同胞的解放事业或将面临推迟。至于具体的行动计划，应双方共同商议决定。

5月15日，毛泽东与金日成重逢，在会谈过程中，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向金日成说明，中共并未反对解放南朝鲜，然而，从战略角度出发，我们希望优先完成台湾和西藏的解放工作，之后再调遣部队北上，提供支援。既然你们已经与斯大林同志达成一致，便可先行发动战争，所需物资只需告知一声即可。金日成信心满满地拍了拍胸脯，宣称斯大林同志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所需的一切。话音刚落，他神采飞扬地离去。氛围略显凝重，面对苏联大使，毛泽东依旧保持沉着，未动声色。

众多细节尚未揭晓，诸如计划的制定过程，以及苏联顾问与朝鲜人民军协商的具体情形。这些信息在北朝鲜部分流亡者的回忆录中得到了详尽且细致的记载。

遵循苏联顾问既定的战略部署，原定的攻势计划预定于7月份启动。然而，金日成持有相异的观点，他坚决主张将攻势发起时间提前至6月25日。一方面，他考虑到这一天正值周末，敌方可能处于较低的警惕状态，这对我方实施突袭极为有利；另一方面，他担心天气可能突然转变，若推迟至雨季，将不利于我军的部署。正是基于这些周密的考量，朝鲜战争在6月25日的拂晓出人意料地爆发了。

美参战扭转局势

金日成的战略部署得以顺利实施，朝鲜人民军在短短四日内便迅速占领了汉城。这一辉煌的胜利让金日成倍感自豪，毕竟朝鲜人民军在实战中此前并无经验。他在向斯大林发送的电报中宣告汉城的陷落，并表明意图将总部迁至汉城，同时邀请苏联顾问团共同庆祝这一胜利。然而，斯大林的回复却让他怒火中烧——仅仅一城之得，南韩军队仍在溃逃，此时理应全力追击敌军，而非沉溺于庆祝。金日成立刻领悟到这一点，随即调整战术，指挥部队实施双线追击，但为时已晚——美国已正式介入这场战争。

随着战事初启，美国迅速削弱了朝鲜人民军的空军力量，进而稳固了空中霸权。由于人民军缺乏实战经验，其战斗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苏联顾问的精心辅导。从排长到连长，乃至最高指挥层，无不有苏联顾问的身影相伴。无论是基础队列训练还是实弹射击训练，士兵们的训练皆由苏联顾问亲自指导。然而，在战争爆发的前夜，斯大林发布了一项禁令，禁止苏联顾问越过三八线。这一决策导致当人民军突破三八线，向南追击敌军时，面对敌方的猛烈空中轰炸，各级指挥官间的联络中断，指挥系统陷入瘫痪，整个部队陷入了混乱。在我所整理的电报档案中，我偶然发现了一封金日成致斯大林的通信。在这份通信中，金日成以诚挚的态度，恳请斯大林批准苏联顾问跨过三八线，深入至朝鲜人民军的前沿阵地。最初，斯大林对此并未表现出支持的态度。然而，在金日成坚请之下，什特科夫最终应允，并承诺将独自肩负起所有相关责任。这一决定与他身处朝鲜，对前线战局的深刻洞察不无关联。根据笔者查阅的一份电报内容显示，斯大林对什特科夫所承诺之事感到极度不满，他对这位苏联大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身为我国驻外使节，理应捍卫我国利益，而非仅仅迎合金日成的意愿。既然你已经做出了承诺，我姑且予以接受，并同意军事顾问越过三八线。然而，你必须铭记于心，所有人员必须脱下军装，以记者的身份行事。一旦遭遇任何意外，我国将不承担任何责任。”此后，斯大林又发出一封电报，明确要求什特科夫必须确保无人被俘，即使需要付出牺牲的代价，也要将遗体安全带回。此类电报的数量颇为可观。

战事尚未爆发之际，斯大林慷慨解囊，无偿向朝鲜提供了舰队支持。苏联海军官兵将舰艇顺利驶抵朝鲜港口并完成移交后，原计划返航。然而，金日成考虑到舰艇无人操作，便向斯大林发出电报，恳请留下苏联水兵。斯大林的回应坚定而果断：坚决不行，我们有能力培训你们的水兵，但绝不允许留下任何一人。苏联还向北朝鲜提供了数千辆汽车。然而，由于驾驶员短缺，战事爆发时，周恩来总理向苏联请求派遣驾驶员，但苏联方面以开设驾校为由婉言拒绝。面对这一紧急状况，周恩来总理迅速调动东北地区驾驶员，以解燃眉之急。

实际上，这一情形凸显了斯大林不愿与美国正面冲突的坚定立场。尽管他乐于在私下提供所需的援助，无论是武器还是炮火，但他始终恪守不公开露面的原则。然而，面对美军猛烈的攻势，金日成深感难以抵挡，唯一可行的选择便是向中国寻求援助，恳请派遣军队提供支援。

我们所目睹的，首份于7月2日发送的电报，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局势的实况。电文简练，罗申便向周恩来探询针对美军动向的应对措施。周恩来回应称，我国已全面转入战备状态，东北三军已整装待发，随时准备投入到战斗中。但若我军出动陆军，苏联则需提供空中支援。7月5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但提出了附加条件：一旦敌军突破三八线，我国军队必须介入战斗，苏联空军将提供所需的支援。在档案资料尚未对外公开的阶段，中苏两国专家就此话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我国专家指出斯大林言而无信、态度无常，曾承诺提供空军援助，却最终未兑现承诺。苏联专家则予以反驳，认为斯大林未曾做出过此类承诺。随着真相逐渐浮出水面，局势变得愈发复杂，斯大林本人的说法也显得模糊。所谓派遣的空军支援具体指代何物？随后，斯大林也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诠释。7月5日，中苏两国在派遣军队问题上初步确立了共识。然而，随之而来的局势发展，却出乎了大多数人的预料——毛泽东急切地希望派遣军队。

毛泽东通知斯大林，中国暂不派军。

毛泽东明确指出，军队必须立即做好随时投入战斗的准备，这一重要指示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军事文集、2008年发行的《周恩来文稿》以及苏联档案馆的资料中均有详实记录。在档案保密的阴影下，公众普遍抱有一种误解：他们认为派遣军队赴朝鲜是毛泽东的独立决定，只是中国单方面的意愿，而金日成本人并无寻求中国军事支援的打算。然而，事实与这种认知截然相反。随着战局在七月末至八月初进入关键时刻，金日成面临了严峻的军事压力，迫切希望中国军队的介入。苏联档案的解密以及苏联大使馆与外界的通信，都对此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金日成向什特科夫大使提出质疑，不解为何美国能支持李承晚的军事行动，而毛泽东却未能为我们提供援助。他恳请什特科夫转达给斯大林同志，请求中国军队提供支援。不久，金日成再次向什特科夫寻求帮助，强调当前形势日益紧迫，迫切需要中国军队的介入。8月20日，朝鲜人民军推进至洛东江，逼近釜山，战局陷入僵持，战争陷入胶着状态。毛泽东向苏联和北朝鲜发出紧急电报，强调战争已进入极为危险的状态，指出人民军的后方补给线过长，美军可能在仁川或元山登陆，这两地均靠近三八线。毛泽东的预测极为准确。最初，毛泽东建议人民军大胆南下，中国军队则负责稳固后方。数天后，毛泽东再次发报，指出战局出现新变化，人民军应全面撤退，以避免陷入敌军的陷阱。若坚持作战，中国将协助防守三八线。面对如此重要的决策，金日成不敢擅自作出决定，遂向什特科夫寻求帮助。此刻，斯大林对战争进展缓慢感到忧虑，他在电报中勉励金日成同志，强调革命最需要的是坚持，他们所面临的困难与20年代苏联面对的14国武装干涉相比微不足道，并呼吁他们继续坚持下去……

战事愈发激烈，金日成终究察觉斯大林并无援助之意。即刻，他迅速召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亲自执笔书写一封恳切的书信，请求中国派遣军队提供支援，并指派专人将此信直接送达北京。与此同时，毛泽东亦接到了斯大林寻求中国援助的电报。在10月2日凌晨3时，他立刻开始起草回电文稿，内容详实且篇幅较长，大致在九至十页纸。我国已全面做好了万全准备，能够即刻派遣精锐三军奔赴前线，后续还将进一步动员更多的三军力量。预计部队将于10月15日完成集结，并随即出发。此外，他在复电中详尽地罗列了诸多实际困难和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我军现有的武器装备相对滞后，迫切需要苏联提供必要的补给；其次，鉴于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空军，我们只能依靠陆军投入战斗，因此苏联方面必须确保空军力量的有效组织和调度。鉴于局势的紧迫性，毛泽东在完成文稿草拟后，并未急于将其发出，而是选择等待黎明的到来。他期望借助书记处召开的扩大会议，对文稿进行细致的讨论与严格审议。本次扩大会议上，与会者普遍认为派遣军队参战并非上策。鉴于我们难以保证能够战胜美军，一旦投入战场，失败的风险极高，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毛泽东看到大家提出了反对意见，就把同意出兵的草稿收了起来。但秘书们对毛的举动毫不知晓，在归档整理文件时，以为是已发出的电报，遂送到档案馆留存备查。于是，在此后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就出现了中国于1950年10月2日决定出兵的信息。1995年12月25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突然刊登消息，说在俄国发现了一封毛泽东于1950年10月2日发给斯大林中国不能出兵的电报。当时，史学界已形成了这样的看法，即在1950年的10月2日，中国就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这则消息的刊登和俄国档案的出现，在史学界掀起了一场波澜。俄国学者认为，中国方面的档案纯系编造，与事实严重不符。现在看来，真实的情况是，毛泽东将尚未审议通过的出兵草稿收了起来，并未发出，1950年的10月2日，中国也没有作出出兵参战的决定。10月2日晚，毛泽东召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他说了这样一番话：中共中央召开了会议，集体讨论了朝鲜问题，多数中央领导同志认为，基于我国面临着战后恢复重建的任务，在部队中还存在消极厌战情绪，军队武器装备落后，加之各民主党派对出兵朝鲜存有异议，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出兵的条件。不过，毛泽东还有一句话：但这还不是最后决定，中共中央还要开会讨论。他说的是实话，因为毛泽东本人始终有出兵朝鲜的想法，只不过在当时，他没有想到其他领导人居然提出了反对意见。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政治局决定于10月4日到10月5日，召集由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参加的扩大会议，再次讨论出兵朝鲜的问题。

彭德怀

身为西北军政主任的彭德怀，在接到通知的那一刻，尽管对会议的具体议题尚感茫然，但他毅然决然地登上飞机，迅速启程，直奔北京。此刻，他紧握一叠图纸，心中料定中央将与他商议西北的开发大计。但恶劣的天气阻碍了飞机的降落，彭德怀直至10月4日的午后才抵达中南海。当他推开会议室的门，映入眼帘的景象让他心头一沉：往日政治局会议上的欢声笑语已不复存在，今日与会者皆低头沉思，气氛显得格外凝重。彭德怀事后忆及，会议中他沉默寡言，心中亦无所适从。那晚他下榻于北京饭店，约九时许，邓小平造访其住处，急切地说道：“老彭，有变故了！朝鲜即将爆发战争，主席决意派遣军队，但众人皆持异议。你有什么高见？明日上午九时，主席将在丰泽园单独召见你。”今宵，彭德怀难以安寝，辗转反侧，深思着使命，若毛主席有重托，他究竟是否应肩负起这份重任？翌日晨九时，彭德怀踏入丰泽园，与毛泽东会面。谈话间，毛泽东询问彭德怀：“老彭，我们是否应该派兵？”彭德怀经过一夜深思，回应道：“主席，若苏联完全弃我们于不顾，我们便不宜出兵；若是苏联只是部分放手，能提供支援，那么中苏联手与美国对抗尚有一战之力。”毛泽东兴奋地说：“正是期待你如此回答。”10月5日，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派遣军队前往朝鲜的决定。这一决策的酝酿，源于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的深入交谈，具体对话内容详尽地记录于《彭德怀自述》中。然而，关于政治局会议的具体讨论内容，时至今日，我们尚未发现任何官方记录。杨尚昆与聂荣臻的回忆录，仅部分揭示了出兵前夕的一些情形。

10月5日的午后，一场规模扩大的政治局会议郑重作出历史性决定，正式宣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成立，并任命彭德怀同志为司令员。

毛泽东坚持出兵朝鲜，因应抗美援朝。

为何毛泽东坚决决定派遣军队援助朝鲜？这一问题在历史研究领域存在多种解读。这一决策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来探讨。在美军于9月15日成功登陆仁川之前，毛泽东决定派兵主要是从军事战略角度出发。他判断，当时出兵条件较为有利，一旦掌握了朝鲜半岛的海岸线，美军便丧失了深入内陆的基地，加上苏联空军的支援，美军将被迫撤退至海上，战争有望迅速落幕。但美军于9月15日登陆仁川并在10月份越过三八线后，面对恶劣的局势和广泛的反对声音，毛泽东仍然坚持出兵。那么，他坚持派兵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可以这样看：毛泽东牵挂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前途命运，而且在他的心中装着亚洲革命事业，乃至于世界革命的利益。他认为对此责无旁贷，应当承担起这个重任。既然同苏联有了分工，由毛泽东负责亚洲革命，那么亚洲出现了情况一定要由毛本人承担责任，而且必须以切实的行动解决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则是来自于对中国根本利益的考量。毛泽东极为注重与苏联的关系。1950年1月14日，中苏能够签约是毛泽东顶着巨大压力同斯大林斗智斗勇的结果，如果此时毛泽东不出兵，斯大林肯定对毛泽东有看法，中苏关系很有可能破裂。在斯大林看来，中国如果不出兵，毛泽东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同蒋介石、铁托一样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毛泽东自视为世界革命的领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最不想戴上这顶帽子。因此，毛泽东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打败也得打。在他看来，发动这场战争不是为了争胜败、斗输赢，而是要向斯大林证明，中国人是敢打的，是有大局意识的，是照顾世界革命利益的。

在那个特定的时局之下，中共在未依赖苏联直接援助的情况下，缺乏中苏同盟条约提供的稳固后盾，肩负起领导这样一个庞大国家的重任，自然遭遇了重重艰难险阻。借鉴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构成情况，经广泛搜集相关资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中共迫切需求拥有城市管理经验的干部。尽管上海战役久围而不战，持续时间长达数月，但这一情况在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文中已有所揭示。毛泽东强调，攻占上海固然易如反掌，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未曾涉足的庞大百万人口城市，如何进行有效管理则成为了棘手的难题。随后的谈判主要聚焦于干部配置以及寻求外部援助这两个核心议题。1949年1月，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西安、南京等战略要地。踏入城池，宽阔的街道与林立的高楼令他们惊叹不已，与山间崎岖的沟壑、窑洞的简陋景象形成了鲜明对比。面对国民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群体，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他们逐渐认识到，依赖西方模式的道路并未取得实效，唯有寻求苏联的支持，方能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陈云就曾同苏联大使讲过，弄金融，金融不懂；弄交通，交通不懂；下水道也不懂。什么都不行。因此，通过签订中苏同盟条约，建立稳固的中苏关系，对于巩固中共政权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也是毛泽东始终予以关注的大问题。

若违背斯大林的意志，中苏关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破裂，中苏同盟条约亦将沦为无用之物，这正是毛泽东所不愿目睹的局面。正因如此，中国决定派遣军队前往朝鲜，这一举动便显得顺理成章。